A Belated Self-Introduction | 迟来的自我介绍
More precisely, this is 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 written for myself and my friends.
准确来说，这是一篇写给我自己和朋友们的自叙。
夏末初秋的一个中午，我醒来时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早已 24 岁了。过去的几年里，我常常想写点什么回应内心的声音，但总被眼前的事情搁置。眼下，在被失眠打扰、工作变得松弛、个人事务暂告一段落的空隙里，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写下这篇迟来的自叙。
说起“自我介绍”，我会想起小学的时候，作为转校生被要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临时说上几句。我至今都不喜欢这样突如其来的聚光灯。也因此，我更愿意把这称作为一篇自叙。它并不是要交代名字、兴趣那种程式化的声明，而是对个体独特性的自我回应。
我的名字是 Carolyn，在千禧年独生子女婴儿潮的时候，我作为男婴出生。回想我的童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悲伤或者创伤，只是其他人会说我“好像”总是独自沉浸在朦胧的阴郁里。真正的苦恼出现在初中，我进入了青春期，胡须和肌肉让我意识到长期笼罩我的阴影，其实是“身心不一”。我清楚记得那个临近暑假炎热的下午，内心翻涌，却没有人可以倾诉。从那时起，我决定隐藏自己，去“扮演男生”生活。我深知和任何人坦白秘密的风险，于是宁愿保持沉默。因此，我敢说我体会过一种无可置疑的孤独。
焦虑感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逼近临界，我知道我无法仅靠伪装维持下去。大二的时候，我开始尝试向不同的人坦言，寻求咨询师的帮助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开始进行 HRT (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)——激素替代治疗。朋友们的反应出乎意料，他们都很开心我能够对他们“出柜”，也很自然地重新接纳了我。父母的过程更漫长，直到两年后他们才真正理解我。以他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背景而言，这份理解已属难得，我因此格外感激。
根据中国的法律，我必须接受 SRS (Sex Reassignment Surgery) 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变性手术”之后，才能更换相应的身份证件。我对“是否应该推行免手术更换证件”的话题不感兴趣，因此我不作讨论。这意味着，在独自攒够手术费用之前，我的法律身份始终是男性。大三的时候，我原本计划继续留校读硕士研究生。在报名考试时，我提交的证件照被学校要求更换成“一张更像男生”的照片（以和证件标识的性别相符）。沟通无果后，我决定放弃报考。最后期限当天，招生办来电确认我放弃报考时，我可以感觉得到她的震惊与错愕——竟然有人会因为不愿更新照片而放弃考试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决定至今仍然正确。
于是，我开始寻找毕业后的工作机会。那时的我投递简历格外谨慎，会在其中含蓄地暗示自己的性别认同，好让那些无法接纳我的公司一开始就自动排除。最终，我收到了几家世界五百强和一些中等规模公司的录用通知。在权衡之后，我选择了那家在面试过程中最充分展现尊重的公司，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。尽管我的法律性别仍然登记为“男性”，在人事系统与日常工作中，我都被视作一名普通的女性员工。 在中国，跨性别者的职场环境并不理想。而能以这样的体验步入社会，我视为一种幸运。
后续的经历，我在博客里都有记载，这里不再展开。在工作满一年的夏天，我积攒下足够的资金，完成了 SRS，并更新了身份证件。过程并非毫无波折，但大体顺利。而在今年，我也赢得了中国大陆首宗跨性别商业保险解约纠纷案。
这些是我迄今的人生里几个重要的回忆。那么，我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也许你猜我是法律人士，但其实我目前是 DevOps 工程师。我亦非社会活动家，我行使我本来的权利；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个可能的结果，但并非我最初的动机。坦率地来说，“勇敢”是一种很肤浅的观察，它忽略了迫不得已的可能性，如果不成为我自己，我会焦虑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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